我坐在安聯球場的南看台，旁邊是一位穿著拜仁外套的阿伯。他手上沒有螢光棒、沒有加油棒、沒有那種會在黑暗中發光的塑膠玩具。他只有一條毛巾 — 拜仁的紅白毛巾 — 還有他的喉嚨。
比賽開始前十分鐘，整片南看台已經站滿了人。有人舉起巨大的旗子，有人拿出圍巾，然後，沒有任何人指揮，歌聲就開始了。不是「加油！加油！」那種短促的口號，是完整的旋律、完整的歌詞、一整首可以唱三分鐘的歌。三萬多人同時開口，聲音從看台後方湧上來，像海浪一樣打在球場的草皮上。
我偷偷看了旁邊的阿伯一眼，他大概六十幾歲，唱了整場，沒有停下來過。但從頭到尾，他沒有拿過螢光棒。那一刻我心裡想的是：台灣的棒球場，不是長這樣的…
這個現象到底是什麼：聲音作為武器？！
德國球場的「Dauersupport」（持續應援）是一種系統性的文化實踐。極端球迷團體（Ultras）會在整場 90 分鐘內不間斷地唱歌、擊鼓、揮旗，不管場上比分如何。進球時唱，落後時也唱；領先時唱，被追平的時候，唱得更大聲。
這不是「加油」，這是一種聲音佔領。他們用聲音告訴場上的球員：我們在這裡，我們沒有走，我們不會因為你踢得爛就閉嘴。
德甲球場的歌聲有幾個很特別的地方：
第一，歌是「完整」的。 不是「嘿嘿嘿」那種節奏口號，而是有旋律、有歌詞、有起承轉合的曲子。拜仁球迷會在賽後唱《南部之星》（Stern des Südens），法蘭克福的球迷會在開賽前唱《在歐洲的心臟》（Im Herzen von Europa）。這些歌更像是教堂的聖詩，只是歌詞換成了足球。
第二，歌是「一起」的。 進球慶祝的時候，除了甩圍巾，球場播音員會喊出球員的名字，全場幾萬人一起吼出他的姓氏；他會喊兩隊隊名，全場喊出比分；他喊「Danke」，全場回「Bitte」。那一刻，你不再是「觀眾」，你是合唱團的一員。
第三，進球音樂是「有歷史的」。 拜仁的進球音樂是《地獄中的奧菲歐》裡的「地獄加洛普」，由法國作曲家雅克·奧芬巴赫在 1858 年創作。進球前先播「Yabba-dabba-doo!」，然後才是康康舞曲。這首曲子原本是一齣諷刺歌劇的終曲，嘲笑的是希臘神話裡的眾神。如今在安聯球場，它嘲笑的對象變成了那些一次次從球網裡撿球的倒霉對手。
歷史脈絡：從英國留學生到煤礦工人的喉嚨
德國足球的歌聲傳統，不是德國人自己發明的。
研究足球音樂的學者指出，現代足球場上的球迷歌聲，根源是英國的傳統。英格蘭球迷早在 1960 年代就開始用「hymns」（聖歌）來支持自己的俱樂部，德國人把這套東西學過來，然後唱得比英國人更大聲。
但真正讓「唱歌」成為德國球場核心的，是看台文化。德國的球場有所謂的「站席」（Stehplatz），票價便宜，是工人階級球迷的根據地。這些站席的球迷從 1970 年代開始組織化，形成了後來的 Ultras 文化。Ultras 不只是「很會唱歌的球迷」，他們是一群把看台當作生活重心的人。他們自己花錢做旗子、自己寫歌、自己排練，然後在比賽日把看台變成他們的舞台。
拜仁的「Danke-Bitte」對話，其實是一個很年輕的發明。1996 年，拜仁的球迷向當時剛上任的球場播音員 Stephan Lehmann 提議：能不能在進球之後，跟我們有一些互動？Lehmann 把這個想法付諸實行，第一場比賽就用了。他喊「Ruggiero!」，全場回「Rizzitelli!」，然後他說「Danke」，全場回「Bitte」。這個模式後來變成了德國足球場的標準配備，幾乎每一座球場都在用。
台灣的棒球應援文化，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。
棒球在台灣的歷史，是從日治時期開始的。日本人把棒球帶進台灣，但台灣人後來用棒球打敗日本人，把這個殖民者的運動變成了自己的驕傲。1960 年代，紅葉少棒隊用木棒和石頭練球，擊敗了來訪的日本冠軍隊；隔年，金龍少棒隊在美國威廉波特拿下世界冠軍。那是台灣在國際上節節敗退的年代，棒球變成了一種國族情感的出口。
所以台灣的棒球，從一開始就是「國際賽的棒球」，不是「週末的棒球」。人們半夜守在電視機前面看代表隊在國外比賽，而不是每個週末去球場看自己的社區球隊。這跟德國足球的邏輯完全不同：德甲是每週發生的事，棒球在台灣是偶爾發生的大事。
台灣的職棒在 1990 年才成立，中間經歷過好幾次假球風暴，球迷流失嚴重。為了把球迷拉回來，球團開始強化「娛樂體驗」。根據一份研究台灣職棒應援聲響的碩士論文，1990 年至 2012 年時期，台灣職棒的應援文化承襲日式樂隊演奏聲響，由應援團團長和成員以吹奏喇叭小號和敲鑼打鼓，加上現場球迷的口號喊聲。2013 年，Lamigo 桃猿（現樂天桃猿）從韓國職棒引進電音聲響，創造「猿風加油」，其他球隊逐年跟進，走向主場全電音的應援趨勢。
台灣的棒球應援文化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長出來的。它不是每週末累積出來的集體儀式，而是被「國際賽的記憶」和「球迷流失的焦慮」推著走的。
德國球場的「90 分鐘不間斷唱歌」文化，其實不是所有人都買單。
《世界報》（WELT）的體育記者 Lutz Wöckener 寫過一篇很有爭議的評論，標題就叫「90 分鐘躲在旗子後面 — 一個荒謬的趨勢正在德甲蔓延」。他說，現在球迷看台的旗子大到「像成熟的果實長在長莖上」，一面旗子可以遮住幾百人的視線。你想看球？對不起，你只能「聽」球。而且那些歌「跟場上的動態完全脫鉤」，進球、被進球、中場傳導，歌聲都一樣。
這篇評論在德國球迷圈引起不小討論。支持者說，Ultras 的自我表現壓過了其他球迷的權益。反對者說，你不想被旗子擋住，可以買別的區域的票。但 Wöckener 的論點其實更尖銳：看台正在變成一種「服從測試」。你必須接受 Ultras 的規則，否則你就不夠「死忠」。
另一個很少被討論的視角是性別。學術研究指出，Ultras 文化仍然以霸權陽剛氣質為核心，女性在這些圈子裡往往被視為「附屬品」，她們的球迷身份需要不斷「證明」。那個空間的預設主角，從來就不是女性。
還有一個有趣的視角是客隊球迷的感受。拜仁的康康舞曲，對主場球迷來說是狂歡的號角，對客隊球迷來說卻是心理酷刑。美因茨的官方社群帳號在 2024 年拜仁 8–1 血洗他們之後，直接發了一句：「我再也聽不了這首歌了！」 曾經效力多特蒙德的 Manuel Akanji 也說過：「去慕尼黑踢客場，每場比賽拜仁一進球，這首音樂就響起來，你心裡只會想：哦不，又來了！」 同一段旋律，兩種截然不同的心境。
德國的球迷歌聲文化，現在正在被兩種力量拉扯。
一種是商業化。球會開始把球迷歌聲當作「產品體驗」的一部分。安聯球場的導覽會介紹「南看台的歌聲傳統」，球會的社群媒體會剪輯球迷唱歌的影片來做行銷。原本是「我們自己的儀式」，變成了「賣給觀光客的秀」。
另一種是觀光化。愈來愈多外國球迷專程飛到德國，就是為了體驗「那個 90 分鐘的歌聲」。拜仁的會員裡有大量外國人，他們不會唱那些歌，但他們想「參與」。這讓看台的組成變得更多元，但也更稀釋。那些歌，對當地人來說是記憶，對觀光客來說是體驗。
台灣的棒球應援也在經歷類似的拉扯。啦啦隊文化這幾年紅到日韓，甚至有人說台灣的「台式應援」已經變成一種文化輸出。但批評者說，啦啦隊的聲量愈大，球迷自己的聲音就愈小。你去看球，到底是為了看棒球，還是為了看啦啦隊？
回到旅行：你的喉嚨，是你的門票
離開安聯球場的那天晚上，我走在回地鐵站的路上，旁邊一群德國球迷還在唱。不是唱給誰聽，就是自己在唱。他們的聲音有點沙啞，但沒有人停下來。
我突然想到：如果有一天，台灣的棒球場上，球迷開始自己寫歌、自己唱、自己決定要唱什麼，那會是什麼樣子？如果螢光棒被收起來，擴音器被關掉，只剩下幾萬人的喉嚨，那個聲音會是怎樣的？
如果你下次去德國看球，不要只買票。帶上你的喉嚨。 你不會唱他們的歌，但你可以聽。聽那些工人階級的後代、那些煤礦工人的孫子、那些在站席上站了四十年的老人，怎麼用聲音告訴全世界：這支球隊，是我們的！
